“SpaceX模式”能否复制？中国民营航天的狂飙与困境 | 氪睿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氪睿研究院
在中国的商业航天赛道里，一个熟悉的名字会被反复提起：SpaceX。它是全球商业航天的代名词，是技术突破、成本革命与资本奇迹的集合体——也是无数中国创业公司与投资人心中那个难以复刻却不得不追赶的参照物。
但在对“下一个SpaceX”的追问中，我们常常忽视了一个事实：SpaceX不是单一技术的胜利，而是路径选择与系统协同的成果。这也正是中国商业航天当前的困局与看点：
在2020年前后兴起的一批民营航天企业中，有的以火箭起家，专攻运载效率；有的从卫星切入，抢占星座制造制高点；也有的放弃重资产博弈，从数据与行业应用层切入，转向“太空商业化”的终端价值链。
据氪睿研究院对2020–2025年的产业资料梳理，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产业中，已形成三类主要的企业模型：
以火箭为核心的技术突破型公司
以卫星为核心的链路整合型公司
以应用为核心的商业价值型公司
每一种模型都像是奔月的不同轨道，背后是资源禀赋、组织能力、资本节奏与政策窗口的全局博弈。
它们谁最接近SpaceX？谁能活得更久？谁又可能找到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航天“商业闭环”？
三路径画像：从“卡脖子技术”到“完整链条”的三类突围模型
在中国商业航天行业的企业版图中，已逐步形成三类典型的发展路径，分别围绕“火箭制造”“卫星研制”与“应用服务”三大核心能力展开。这三条路径不仅反映了企业所依托的资源禀赋和能力边界，也构成了中国航天商业化突围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样本。
火箭公司：技术驱动者的“第一性赌局”
代表企业包括星河动力、蓝箭航天、天兵科技、零壹空间等，它们选择以火箭为核心切入点，直面商业航天最硬核、但也是最资本密集的环节——运载器。
这些公司普遍以高比例的研发团队起家，追求在发动机、液体燃料、大推力箭体等方面实现国产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它们是“为了解决国家痛点而生”的公司，具有强烈的卡脖子背景色。但问题在于——技术可控≠市场可控。
尽管部分公司在发射次数与技术验证上已有突破，典型如天兵科技的天龙二号、星河动力的谷神星一号，但真正意义上的“高频稳定商业订单”仍然稀缺。火箭公司的成长路径面临两个核心困局：
客户来源集中：主要客户仍以国家航天单位或政策采购为主，难以构建规模化的民用市场；
交付节奏拉长：技术路径复杂、周期长，远未进入“商业快周转”轨道。
这类公司中，不乏工程实力强悍的“国家队民转军”背景团队，但若不能同步构建对下游需求的响应机制，技术优势很难转化为复利式的商业价值。
卫星平台商：平台化vs定制化的岔路口
除了发射领域的能力突围，卫星测运控同样是高技术壁垒的价值高地。航天驭星作为民营测运控领域的代表企业，走出了一条“算法+系统工程”驱动的跃迁路径。
其核心技术路径是“星地协同+分布式星座”的系统方案，覆盖测控、任务规划、数据调度与AI边缘计算四大模块，构建起测运控环节的商业化闭环。公司不仅自建全国性地面站网络，形成测控基础设施级的运营能力，更在系统集成层面成为多个火箭/卫星企业的上游合作方，如星河动力、星际荣耀、银河航天与东方空间等。
相比传统以硬件集成为主的测控路径，航天驭星更像是一家以SaaS+PaaS能力为底座的基础设施平台，具备可复制性与边际收益优势，在测控系统这一“隐形战场”上，率先实现了从技术到商业的跃迁。
另一类路径，则以银河航天、九天微星、长光卫星等企业为代表，以卫星制造、星座组网为核心业务，寻求在“从天上传数据”的链条中建立主导地位。
这类企业的商业逻辑是：卫星作为空间数据的采集入口，未来或将成为“信息新基建”。尤其在遥感、通信、导航等方向，具备天然的国计民生战略属性。但眼下它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
走定制化路线，则依赖如部委、行业大公司等特定客户，订单稳定但规模有限；
走平台化路线，则需大规模造星、自建星座、推广标准化产品，资金消耗与技术门槛双高。
银河航天尝试以“通信星座”为抓手切入平台化方向，目标是构建中国版Starlink；九天微星则更倾向于“卫星模块标准化”，走轻量快速路径。
但总体来看，这条路径的关键挑战是——先期投入重、产业链协同要求极高，且尚未看到商业回报稳定兑现的公司样本。
应用公司：数据→行业的价值转化器
相较于前两者的“重资产突围”，还有一批公司选择以“数据应用”为核心，从下游行业场景切入，主打“轻资产、高频需求”的商业模型。
代表如天仪研究院（兼具小卫星与数据平台能力）、航天宏图（遥感数据与地理信息服务）、观测者网（商业遥感平台），它们不自研火箭、不大规模造星，而是将已有的航天数据能力包装为B端解决方案，服务于农业、能源、物流、应急等场景。
这类模型的优势是：
现金流相对友好：可通过行业客户快速变现；
商业闭环更明确：服务对象更清晰，商业链路较短；
战略价值弹性大：可与地方政府、行业龙头合作，形成“数据下沉”价值闭环。
但劣势也明显：数据来源依赖上游、壁垒不如硬件重，一旦上游垄断或平台化加强，其盈利空间或被压缩。
中国商业航天公司三大模式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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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径选择来看，这三类公司正组成中国商业航天“去中心化演化”的三条分岔路。而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逐一走入它们的代表样本，深度解剖其能走多远、能飞多高。
火箭公司们：技术多过客户，离商业还远
如果要选出最具“航天情怀”的创业者聚集地，那一定是火箭赛道。在中国商业航天的三条路径中，做火箭的公司往往自带工程师光环、登天野心，甚至被视为“中国SpaceX的种子选手”。它们肩负“国产替代”的使命，却也承受着商业模式最为稀薄的压力。
技术频出，但订单不来
依据氪睿研究整理，自2015年中国商业航天放开以来，进入火箭制造的核心民企已超过20家。代表性企业包括星河动力、天兵科技、蓝箭航天、零壹空间等，它们聚焦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技术、快速发射响应等前沿领域，2023–2024年更集中交付了多次发射任务。例如：
天兵科技“天龙二号”成为国内首个成功入轨的液体商业运载火箭；
星河动力“谷神星一号”发射频率国内领先，截至2024年累计发射已超15次；
蓝箭航天“朱雀二号”攻克液氧甲烷动力，瞄准可重复使用技术路径。
然而，这些技术突破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商业落地滞后：
客户单一化严重：当前主力客户依旧是政府项目或准国家队单位，民用订单极为有限。
发射频率难以维持规模：即便“年发射10次”，也尚不足以支撑高投入的组织与供应链稳定。
盈利模式缺失：大部分火箭公司仍处于“项目制承接+政策补贴”阶段，缺乏持续付费客户。
一句话总结：技术确实上天了，商业还在地上转圈。
能力在台阶上，市场在天花板下
火箭企业面临的商业困局，并非仅源于客户数量不足，更关键在于——“火箭是一门太长的生意”。
相比软件类创业或轻资产制造，火箭是一条极长周期、极高门槛、极不确定的赛道，其成长路径带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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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便这些公司在技术层面已初具工程实力，却因缺乏客户基础、难以高频复用，导致其无法走出“技术验证-等订单-再验证”的恶性循环。
融资表现背后的“信念红利”与现实分歧
我们统计了目前活跃的火箭企业的融资轮次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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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融资表面看仍具活力，但几个信号值得关注：
“科创信仰”在消退：2021年后，一级市场更重视现金流与商业模型，部分火箭公司融资难度上升；
地方平台成主力：融资结构中地方国资平台占比上升，更多偏产业引导，而非纯市场选择；
估值不再冒进：过去“民营版SpaceX”故事在资本市场不再吃香，部分公司转向“隐形冠军”型发展逻辑。
简言之，融资还能撑一段路，但资本也在问：到底哪天能赚钱？
不是谁能飞上天，谁就能飞得远
火箭型公司的生意本质更像“基础设施建设”，类似于过去的铁路、电网投资——先干、慢收、多烧钱、长达年。
而这一商业属性，决定了火箭企业想要“突围成活”，必须满足三要素：
高频发射：只有高频才能摊薄成本、提速周转；
商业客户：政府以外的订单决定其“活得久”；
产业协同：必须形成和卫星制造、数据应用的联动，成为完整生态的“通道”。
而目前，只有极少数企业在“从技术走向产品，再走向服务”的路径上迈出了坚实一步。火箭企业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卫星制造商的选择题：定制？量产？平台化？
火箭解决“上天”，卫星决定“干嘛”。如果说火箭是“工具型企业”的代表，那么卫星制造企业则是商业航天中的“平台型中枢”。然而在这个环节上，中国的企业们正面临一个核心难题：到底该做“一个客户一个卫星”，还是做“一个平台千种用途”？
这个选择，决定了它们是停留在“航天工业代工”，还是走向“商业航天平台型企业”。
多重路径并存，但都不轻松
据氪睿研究整理，当前中国的卫星制造企业可划分为三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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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中，部分已在卫星制造、发射与运营上具备较强能力。例如：
银河航天：已成功发射“银河一号”通信卫星，构建“低轨宽带互联网”布局；
航天宏图：专注遥感应用，服务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客户；
星逻智能：强调“AI卫星平台”，打造软件定义星座架构。
但整体而言，相比SpaceX同时掌控“火箭+卫星+应用”的闭环模型，中国卫星制造企业普遍面临三个痛点：
客户需求碎片化：不同应用场景对轨道、载荷、功率等要求差异巨大，标准难统一；
通信市场不成熟：5G卫星融合尚未起量，“星网”尚未形成真正可商用的商业闭环；
卫星部署成本高：无论自主发射还是托管发射，发一颗卫星依旧是千万元起步。
卫星企业卡在了“工业能力已成型，商业需求未集成”的夹层里。
从硬件到平台的跃迁需要什么？
对卫星制造企业而言，最根本的跃迁，是从“做一颗卫星”变成“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产品形式的变化，更是商业模式的底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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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银河航天希望通过构建“低轨宽带互联网”完成通信服务的闭环；而星逻智能尝试将卫星变成“空间版安卓手机”，让各种软件定义载荷在平台上自由组合，实现“一星多用”。
如果说多数资源整合型企业仍处在路径打磨阶段，那么长光卫星无疑是最先完成商业化突破的典型样本。在“资源整合”这一路径中，长光卫星构建的是“地方财政+科研院所+商业市场”三位一体的复合型协同体系，其突围路径兼具体制内渗透力与市场化敏感度，具备较强的示范效应。
然而平台型跃迁的最大挑战在于：
资金高压：平台化研发周期更长，投入远超单颗卫星；
客户教育成本大：让客户理解并接受平台服务，远比推销一颗卫星复杂；
技术风险累积：软硬一体化系统容易出现系统性故障，对初创企业尤为致命。
换句话说，平台化是“卫星+生态”的生意，不是靠一家公司单干能跑出来的。
应用缺位，是卫星“飞不起来”的真正原因
商业航天是一个“需求反推制造”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卫星企业往往“从制造出发”——这造成了一个根本性错配：有卫星，但没场景；有硬件，但无需求。
相比SpaceX通过Starlink构建全球互联网刚需、Planet Labs通过遥感服务农业与政府，国内卫星企业在应用层的战略部署仍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大部分仍服务于政务类场景（测绘、水利、应急等）；
商业市场的遥感、物联网、农业、物流等需求尚未形成明确规模；
卫星数据的价值变现路径不清晰，部分项目沦为“政策性星座”。
例如，航天宏图在2024年财报中明确指出其营收依旧主要来自政府遥感数据采购，商业客户贡献率不足20%。这意味着，它本质上仍是一个“航天技术服务商”，而非真正的“平台型商业航天公司”。
穿越“制造陷阱”的未来路径
那么，卫星制造型企业真正能突破的点在哪里？氪睿认为，有以下三个路径值得关注：
专用平台+多应用部署：类似于手机行业的“高通平台”，卫星制造商输出一个稳定平台，客户只需接入自己应用模块。
数据驱动反向设计：从下游行业真实数据需求反推卫星设计，避免“造了用不着”的尴尬。
星座协同×商业联盟：不再单打独斗，通过产业联盟形式共同建设低轨星座，分担成本、共享收益。
最终，卫星制造企业想真正飞得远，必须从“空间工程师”转型为“商业系统架构师”。不是能不能做出卫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让它成为别人愿意为之买单的“生产工具”。
数据应用型公司：商业航天真正的利润支点？
火箭发射再多次、卫星上天再精准，若不能将数据变现，航天企业的商业故事依旧无法落地。相比仍在“飞”与“造”的上游公司，那些在地面“用数据赚钱”的公司，才真正开启了商业航天的盈利密码。这是商业航天产业链的根本逻辑：上游烧钱，中游造梦，下游才是真金白银的买单者。
他们在卖什么？数据，分析，还是结果？
当前市场上，数据应用型公司大致分为三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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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睿观察到，一个重要趋势是：客户越来越不关心卫星来自哪，而更在意最终交付结果是否解决了自己的痛点。
这意味着，数据应用型公司越往下游走，其对航天“硬知识”的依赖越低，对“行业know-how”和“数据产品化能力”的要求越高。
最接近利润的公司，却也最容易被忽视
商业航天产业的叙事惯性，使人更容易关注“能不能飞、飞得多快、多高”，而忽视了“飞回来后，谁能用这些数据赚钱”。但现实是，真正能实现收入增长、融资热度和客户粘性的，往往集中在应用端。
以航天宏图为例，其2023年财报显示：
数据与分析服务收入占比超70%，远高于发射或制造相关业务；
政府客户稳定续约能力强，单客户年均ARPU高达数百万元；
逐步拓展至城市热岛监测、智能农业等新兴领域，具备横向复制能力。
而长光卫星作为中国领先的卫星影像提供商，尽管拥有丰富的星座资源，其营收增长瓶颈恰恰在于“只卖数据不做产品”。
利润更偏爱“会讲人话”的公司，而不是“只懂技术”的公司。
他们凭什么跑得出来？
在整个航天价值链中，数据应用公司之所以有可能成为最先盈利的环节，氪睿归因于以下几点结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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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卫星×行业”的模式，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航天价值”：不再是“国家象征”或“工业奇迹”，而是一个数据基础设施，用于支撑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
这也使得数据应用型公司更容易被资本市场理解，更可能讲出“可落地、可变现”的故事。例如，航天宏图在科创板上市时，融资逻辑的核心不在“卫星”，而是“行业SaaS”。
挑战也在逼近：“天基数据”的三重门槛
当然，数据应用并非坦途。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仍面临三大结构性障碍：
数据质量不稳定：受限于卫星分辨率、重访周期与天气干扰，部分数据并不适合做高精度应用。
行业转化效率低：传统行业对“天基数据”的认知不足、落地能力弱，导致从数据到产品之间缺乏转化机制。
价格竞争激烈：当原始影像产品进入市场化阶段后，价格战频发，毛利被大幅压缩，推动企业向平台化转型。
这些问题反映出一个共性：天基数据的“应用深度”，远落后于其“获取能力”。
而想真正将其做成“利润支点”，就必须走出一条与传统IT公司不同的路径——既懂天，又懂地，还能讲明白“价值”。
走向未来的方向：数据应用的“终局形态”
氪睿研究认为，天基数据的未来不止是卖图像，而是构建一个“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的闭环系统。换句话说，不是卖卫星数据，而是卖“决策智能”。这种终局形态可以从以下趋势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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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谁能率先完成这个闭环，谁就可能真正定义中国商业航天的终极商业模式——不是飞得高、飞得快，而是“用得好”。
谁能飞得更远？中国商业航天的终局图景
从火箭制造，到卫星部署，再到数据变现，中国商业航天正在经历一场“从技术赛道到商业赛道”的结构性演进。但一个愈发清晰的事实是：能不能飞得起来，不再是衡量企业价值的唯一标准；能否飞得远、飞得稳、飞得久，才是穿越周期的真正能力。
三条路径，三种难度
氪睿在系统分析当前市场主流商业航天企业样本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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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更像是“发动机”，卫星是“载具平台”，而数据应用才是“目标场景”。三者缺一不可，但从投资与战略视角来看，越往下游，越贴近真实需求，越接近商业回报的正循环。
从航天工程到航天经济
传统的航天叙事往往聚焦技术突破与国家战略，而商业航天的逻辑，应是从“工程”迈向“经济”。
这不是一场“更强、更快、更高”的竞赛，而是一次关于“价值实现方式”的重构。
如果火箭公司还在依赖“国家订单”，卫星公司还在讲“星座规模”；
那么数据公司，已经开始按“每次调用API多少钱”来计算利润了。
这就像从“卖飞机”到“做航司”，再到“建票务平台”——每往下游走一步，离消费者的钱包就更近一步。
谁会是“中国的SpaceX”？
从路径来看，SpaceX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火箭制造商。它之所以成为超级公司，是因为：
自建发射与制造体系，掌握产业链话语权；
拥有星链计划构建的数据基础设施；
最终走向平台化的全球互联网能力，实现商业航天的大闭环。
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企业往往是“某一段特别强”，但“全链路闭环能力”尚未形成。从这角度看，所谓“中国的SpaceX”，不一定来自火箭公司，也可能出现在：
第一个实现“卫星平台×大规模数据服务”商业化的公司；
第一个打通“航天基础设施×行业SaaS”的公司；
或者，第一个既懂飞、又懂用的生态级平台。
结语
氪睿认为，在未来5年内，最有可能跑出来的商业航天公司，将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不是只讲技术的工程师公司，而是能讲清商业故事的产品型公司；
不是追求一次性发射里程碑，而是构建可复用、可服务的能力平台；
不是以“卫星×”为口号，而是以“解决方案×行业痛点”为价值锚点；
不是孤立存在的“明星项目”，而是具备跨界连接与生态组织能力的长期型企业。
这也意味着，下一代的航天独角兽，不再只是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而是既抬头看天、又低头赚钱的现实主义者。
